美国纽约——Proenza Schouler的2017春夏时装秀在迪亚切尔西画廊(Dia:Chelsea art gallery)举办，一排排黑色漆皮箱形座椅排放在“吃豆人”迷宫里。模特们往左拐或右拐都会很突然，还要走弯弯曲曲的回到房子后部。但就像该场发布会精心编排的舞蹈一样，出席发布会的嘉宾座位安排同样经过深思熟虑。
一群群编辑、买手与设计师Jack McCollough与Lazaro Hernandez的朋友们在发布会空间里的位置都经过了认真仔细的安排。在G区，有艺术家兼品牌缪斯Jen Brill，旁边分别是艺术家Dan Colen以及Moda Operandi的Lauren Santo Domingo，Santo Domingo又坐在《Garage》杂志的Dasha Zukova与打扮得像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艾里珊·钟(Alexa Chung)，附近还坐着《Rookie》杂志创始人与演员Tavi Gevinson。
离他们不远，年轻时装博主Colby Jordan与蒂芙尼(Tiffany & Co.)设计总监Francesca Amfitheatrof并肩就坐，设计师姐妹Samantha Traina与Vanessa Traina与景观设计师Miranda Brooks谈笑风生。在H区，都会红人Ladyfag与Mel Ottenberg坐在一起，Gucci模特与缪斯Hari Nef旁边坐的是《Pop》杂志的Stevie Dance。
这样的安排可能会让人感到挺自然，但要将前排宾客位置安排得绝妙(同时亦能为发布会培育积极的能量)，需要创造性思维、文化洞察力，也需要作出妥协，同时精通时尚界内部运作与人物的“咖位”等级。
Proenza Schouler时装发布会的座位安排图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座位安排就像是个缩影。纵观历史，时装发布会嘉宾座位安排经过不同转型，反映出业内与更广泛文化中的变化，”KCD总裁Ed Filipowski，该公关、制作与战略公司负责Proenza Schouler以及时装月其它数十场发布会的座位安排，包括Givenchy、Gucci和Alexander McQueen。“如今的座位安排遵循新秩序。新的‘权力咖位’与传统截然不同，”Filipowski说。
20年前，时装发布会旨在服务行业，该产业的“强权政治”体现得更为直白甚至严厉。彼此竞争十分激烈的杂志编辑不会坐在彼此视线范围内，也不会并排相邻就坐。“你要去考虑谁会看到谁，”KCD公关副总裁兼KCD Digital的总经理Rachna Shah补充道。
在被Filipowski称为“骄傲的编辑”的时代，座位安排风险高。“人们会注意有人的位置从第二排移到了前排。就像是变幻的政治风云，”他说，“相互构成竞争关系的观众会被安排在过道两端。他们就像是笼中之狮子，或是斗兽场里的公牛，就等着出来呢。这是很正式的场合。对他们来说，座位怎么安排非常重要。这是他们的宝座，也是他们应得的权利。”
有时候也会弄得特别难看。“就像给了我一拳，”他笑着说，“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感知这些权力。座位主要反映的是编辑和零售商的地位，而不是设计师的地位。”
但这样的秀场政治风云在1990年代开始转向。有设计师开始欢迎学生与品牌粉丝到场观看时装发布会，比如Marc Jacobs。他在初期就采用了不甚正式的座位安排，意味着所有人都得排队进场才能有座位。但Helmut Lang等人首创的新时装发布会形式，才确实打破了壁垒。
“Lang的时装天桥十分复杂，带有很多转弯与角落。他真的不会从编辑或零售商的角度来考虑座位问题。他只考虑自己的想法，”Filipowski解释道，“他考虑的是那些支持他的人，最重要的是整个室内聚集的能量。他会坐在那里，心里过一遍他的模特，女孩们要怎么走。她拐个弯，会带动什么样的能量，到了另一个角落，又会带动什么样的能量。他会将不同的人混在一起，来造就这样的能量。”
Alexander McQueen的西班牙系列(他在与彼时的Gucci集团达成第一次交易后的首场发布会)，也是座位安排发展史的另一个转折点。“那场发布会的前排有40个座位，但通常最少也得有120个，”Filipowski回忆道，“发布会开始前的背景音乐里，是斗牛与做爱的声音。我从来没见过人们这么困惑又愤怒。Lee真的是时装界的破坏者。”
随着时尚并入娱乐产业，明星取代模特登上了时装杂志封面，也被迫身穿名牌礼服走红毯，都成为了品牌营销的新形式。明星艺人们也被邀请至时装发布会，品牌与公关又不得不重绘秀场座位安排。“刚开始的时候，明星们就像小羊似的，”Filipowski说，“在前排一字排开就行，不管他们认不认识身旁的人。”
如今，某些时装发布会当然还保留这样的明星布局，但品牌与明星追求的不仅是拍张到场照片就好，而需要在同一场景下创造多个媒体时刻，座位图表需要再次改变。
价值观与前辈不同的新生代设计师们，同样影响了座位安排。“新生代美国设计师的崛起又是一个转折点，”Filipowski说，他尤其指的是Thakoon、Proenza Schouler和Phillip Lim：“他们对行业有着真正不同的态度。他们对权力与自负不买账，这有着很很强的影响。”
案例同样来自Proenza Schouler前排。该品牌的前排欢迎重要编辑和零售商，但也欢迎品牌的朋友与支持者，比如《Vogue》的Lisa Love，以及电影导演、编剧詹姆斯·奥克利(James Oakley)。但也和其它现代时装发布会相同，Proenza的布局(要注意其通常只有两排)也包括了网络世界的意见领袖。确切地说，从在线出版物到时装博主再到Instagram网红，各类数码媒介的崛起也让时装发布会座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更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新闻媒体与本地商店减少差旅预算，有时他们的座位已经荡然无存，网络意见领袖与国外媒体开始填充座位，进一步转变布局。
Filipowski还记得他开始明白数字出版对行业造成影响的那一刻。那是在2000年代末的某场Gucci发布会，“我意识到，发布会后排发出的声音要比前排重要得多，”他说，“我发现事情开始变化了，一种全新的民主的声音响起了。”
“突然间，时装发布会成为了大众热衷讨论的话题，”Shah补充道。过去，编辑和买手团队会讨论对系列的看法，通过官方渠道传达统一的集体意见。但Twitter来了，再后来还出现了Instagram，这意味着坐在第四排的市场编辑也能不通过任何媒体内部审查就瞬时发布她对系列的看法。确实如此，这有时候改变了编辑之间的平衡。“这标志着‘骄傲的编辑’的消亡，”Filipowski说，“要保持年轻，你必须得不断学习。最大的自尊就这么没了。”现在，彼此是朋友关系的观众通常也安排坐在一起，因为这样他们可能会发更多Twitter。Shah还表示，更进一步放大今日时装发布会极为重要的在线讨论。
当然了，还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比如KCD还是在纸上做出座位安排图表，用艾利不干胶圆点彩色贴纸标签来代表买手、美国编辑、外国编辑、品牌朋友与其它团体。(他们甚至每季都将不干胶一盒盒带到欧洲)。传统的紧张局势依旧会偶尔上演，虽然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向Filipowski动粗了。
绝对不会改变的，当然是设计师对于邀请谁来看发布会、希望他们在场地哪个位置看发布会的重视程度。“大多数设计师是很在意这点的，”Shah说。毕竟，在这个行业里，各大掌门人才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人们就坐的位置及其对发布会相关讨论的意味，确实给时装公司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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